陈赓大将的爱情与事业,都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的生命中有过两段婚姻,其中第一任妻子名为王根英。两人的相识可追溯至1923年,当时王根英在上海的工人夜校学习,而陈赓则兼任该校的教员。正是在这片求知的热土上,他们结下了缘分。不久之后,陈赓前往苏联深造。1927年3月,陈赓学成归国,回到了祖国的怀抱,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特务营营长。仅仅过了一个多月,国民党“五大”会议召开,陈赓的特务营肩负起了警戒和保卫的重任。
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,王根英也积极参与了“五大”会议,并在会议上与陈赓再次相遇。陈赓看到昔日的知己,立即展开了追求。经过周恩来的撮合,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,开始了共同的人生旅程。婚后不久,陈赓因组织工作需要前往上海,承担起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,王根英则在幕后默默从事地下交通工作。1931年,陈赓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,而王根英则继续在上海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。
然而,风云变幻,1933年冬天,王根英在一次叛徒出卖中不幸被捕。她被囚禁在敌人手中,面对严酷的审讯和酷刑,她始终保持着坚贞不屈的革命信仰,没有透露一丝半点机密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王根英在组织的全力营救下重获自由。她来到了延安,先后进入党校学习,随后加入了八路军129师供给部,继续为革命事业奉献力量。
展开剩余79%尽管陈赓与王根英同在129师,但他在前线与敌人拼搏,而她则负责后勤供应。两人因工作繁忙,长时间无法见面。1939年3月,王根英随供给部行动时不幸被日军围困,经过一番激战,她英勇牺牲,年仅33岁。正在前线奋战的陈赓接到噩耗后,悲痛欲绝,几乎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,久久无法从失去妻子的悲痛中走出。
这场打击几乎摧毁了陈赓的精神和身体,他随后生了一场大病,被迫回到后方休养。王智涛,时任抗大训练部部长,是陈赓的好友,常常前来看望他。王智涛发现,昔日幽默风趣、充满活力的陈赓如今变得沉默寡言,整个人憔悴不堪,情绪低落。王智涛心疼不已,便时常安慰他。王智涛的妻子吴静,与正在抗大学习的傅涯是好友。1940年夏天,傅涯和她的两位女同学一同到吴静家做客,恰巧陈赓也在场。
傅涯之前曾听闻陈赓是抗战中的英雄人物,初见他时,大家都有些拘谨,但随着时间推移,傅涯很快发现,陈赓性格平易近人,毫无架子。她们开始围着陈赓,请他分享打鬼子的战斗经历。陈赓没有拒绝,反而兴趣盎然地为大家讲述了许多生动的故事。那次见面,傅涯对陈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逐渐对这位英雄产生了浓厚的感情。
经过王智涛和吴静的多次撮合,傅涯和陈赓开始走到了一起,最终在1943年2月结为夫妇。抗战胜利后,两人继续投身到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中。陈赓担任太岳纵队司令员,而傅涯则成为军区卫校的指导员。不久后,太岳纵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,陈赓继续担任司令员。
1947年夏天,随着陈谢兵团的成立,陈赓担任司令员,谢富治担任政委。谢富治与陈赓的渊源并不深,虽然他曾在红四方面军服役,但在红军时期,两人几乎没有交集。抗战爆发后,陈赓作为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,谢富治则是陈赓手下的团政委。后来,陈赓担任太岳军区司令时,谢富治是副司令,仍为他的下属。随着太岳纵队的成立,二人从上下级关系变为搭档。陈谢兵团组建后,他们继续并肩作战。
刚开始,陈赓和谢富治的配合非常默契,二人合作无间,屡次取得战斗胜利。然而,好景不长,随着中野新式整军运动的推进,谢富治做出了一些过于激进的举措。他开始推行“贫雇农当家”,即让贫农和雇农出身的士兵担任指挥官,而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指挥员则遭到批斗。更为离谱的是,谢富治还成立了“点火队”,专门检查干部的物品,借口是“分浮财”。这种做法直接在部队中制造了不和谐的气氛,若不加以制止,势必会引发更严重的冲突。
陈赓得知此事后,立刻找谢富治谈话,要求他纠正这一错误。谢富治却置若罔闻,不仅不改,反而指使“点火队”闯入陈赓的房间,企图搜查他的“浮财”。陈赓房间内有大量机密文件,一旦这些文件泄露,可能会给部队带来严重后果。面对这种挑衅,陈赓当即暴怒,痛斥“点火队”并将其驱逐出门。这一事件令陈赓与谢富治的关系急剧恶化,二人之间的矛盾也愈发深刻。
尽管与谢富治关系紧张,陈赓始终关心着妻子傅涯的处境,特别叮嘱她,不要与谢富治的家属发生不必要的冲突。毛泽东得知事件后,认为谢富治的做法极为错误,立即指示他改正。随后,陈赓不再与谢富治共事,调任为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。
新中国成立后,陈赓又投入了抗美援朝战争,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。彭德怀回国治疗期间,陈赓代理了志愿军司令员职务。期间,面对美军的猛烈火力和阵地防御战中我军伤亡惨重的情况,陈赓提出并实施了坑道作战的战术,大大减少了美军炮火带来的伤害。美军司令对此束手无策,未能找到有效的破解办法。随后,陈赓回国出任哈军工校长,并在1955年荣膺大将军衔,完成了他辉煌一生中的又一壮丽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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